嘉兴历来属于富裕之地，但是很多村级组织却很“穷”。嘉兴农村区别于浙南等地的最大不同，是村级组织经过几轮撤并之后村大人多。村务管理实行村干部坐班制，村级组织支出年年刚性增长。到2007年底，全市大概有接近四分之一的村子入不敷出，连门都开不了。因此，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当时的一个热门问题、现实问题和难点问题。嘉兴各地渐渐开始重视薄弱村转化工作，如海宁、平湖等地从2000年开始了3年一轮的政策消除薄弱村，市本级从2009年开始连续出台了三轮扶持村级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每年由财政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扶持市本级村级经济，主要用于弥补村级收入以及创收项目补助。从2013年起，还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土地指标用于支持薄弱村物业项目建设，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强，政策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也慢慢完善。清晰记得2009年出台的第一轮扶持政策中，有些条款是对可支配收入排名靠后的部分薄弱村直接进行货币差额补足的。因为我是从会计转岗过来的，审核这些村的年度可支配收入成为我的工作职责。当时就有个别薄弱村想方设法地在账务上动手脚，隐藏一些收入,让其可支配收入达到补助的标准。我的工作就是识别这样的“假账”。首轮扶持政策实施下来，暴露了不少弊端，像这样直接转移支付的补助方式治标不治本，还助长了部分村干部只想“等靠要”、不思进取的惰性。同时在项目申报和验收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如当时薄弱村普遍没钱，便想到了找企业合作，有的村跟企业合作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造成了集体财产的损失。因此在2012年筹划出台第二轮扶持政策时，组织部、农经局、财政局组成联合调研组，由时任组织部部长杨立平等亲自带队。调研组历时两个月，对全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薄弱村转化工作进行了全面调研，走访了全市各地三十多个村级组织。这其中既有成功转化的薄弱村，也有享受了扶持政策仍然薄弱的村。除了发现了上面所说的问题外，也看到了跨村、跨镇“飞地抱团”发展村级经济的新模式。从一些薄弱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调研组发现，单个村特别是一些区域位置相对较差的薄弱村单独建设物业用房，出租情况并不乐观，要么租不出去，要么租金不高。而2007年平湖市新仓镇芦湾村等7个薄弱村共同投资，在镇工业园区“车业创业孵化中心”内建设的11924平米标准厂房，平均每村每年收益达到22.57万元，开创了全市多村抱团发展村级经济的先例，也引起了调研组的关注。因此第二轮政策中，对抱团项目土地、资金上的扶持力度空前。
从2013年起，嘉兴市本级扶持村级经济的项目基本以抱团联合建设项目为主。抱团项目投资大，审批建设复杂。作为主管部门，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期中有一个项目，我印象尤其深刻。2013年，秀洲区新塍镇14个薄弱村联合申报了一个金额2800万的抱团联合购买物业的项目，由每个村出资200万购买正在新塍绿道旁打造的万隆广场美食城250平米左右的店面房。项目申报上来之后，我们和财政部门的经办人员在审核材料时深感忐忑，一是嘉兴的商业地产一直不太景气，二是对新塍这么大规模的美食广场前景也不是很看好。为此我连着走了两次新塍绿道，发现到新塍的人基本以嘉兴本地人为主，无非就是吃个小馄饨、老王大饼之类的。按这样的消费能力，投资美食城还是很有风险的，而且当时联村项目要购买的店面位置也不是很好。于是我们经办处室统一了意见后向领导汇报，建议对这个项目不予立项。但是当时14个薄弱村和新塍镇方面对这个项目很有信心，而且申报条件符合、可行调研理由充分，一直在据理力争，很是胶着了一段时间。恰逢当年致公党嘉兴市委会在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集体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办理。我们作为办理部门，在办理过程中特地安排了新塍抱团项目的调研。当时致公党部分政协委员、副市长赵树梅、政协副主席马邦伟以及组织、财政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调研活动，大部分领导、专家对这个项目的看法都与我们一致，项目未能立项。之后新塍镇又拿出土地指标重新申报了一个高品质标准厂房的联建项目。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美食广场现在运营不善，店面空置率很高，而标准厂房由于制造业转型、平台整合等原因出租效益非常不错。而我当年在提案办理过程中也发现了民主党派参政履职的助推作用，再后来，我成为了一名致公党员。
截至2019年，嘉兴已经实施了三轮强村计划，强村之路越走越宽。各地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践中涌现出很多发展先锋村。如现在的网红村南湖区永红村，在2009年前，村集体收入只有8万元，村委会都快揭不开锅了。村书记陆惠忠为村子的发展煞费苦心，打听到浙江荣泰电工器材厂老板正在找地方租厂房。村里有建设用地空间，却苦于没钱建造。听闻市、区都有扶持村级组织建设物业项目的补助资金，陆惠忠找到企业老板商量，先由企业垫付补助资金以外的资金缺口，建成后再以租金返还。就这样，村里没花一分钱，成功建起了430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扣除租金返还外，村里每年还有净收益10万元。标准厂房的建成，让永红村淘到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也让永红村领导班子意识到，要想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村里必须培育几只会下蛋的“老母鸡”。之后，永红村借助新农村建设等，以相同方法在集聚小区周边建造了2000平米公共配套商业用房，在石佛寺工业区周边建设了880平米店面房，每年给村集体增加了近20万元租金。村集体经济富裕起来后，该村还积极培育农业设施产业，在村集体获取农业设施出租收益的同时，鼓励和扶持本村农户从事鲜切花等产业致富。到2019年，村级总收入已达250万元。这样的薄弱村转化典型案例还有很多，从2012年开始，组织部牵头举办了多届“领雁”论坛，邀请优秀村支书现身说法，畅谈本村发展村级经济的经历和经验，永红村的陆书记也是其中之一。
自强村计划实施以来，嘉兴市接连锁定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30万元、经常性收入30万元、经常性收入50万元以下相对薄弱村，实施“消薄”行动，成效显著。到2019年底，全市858个村年经常性收入达20.6亿元，村均240.8万元，全面实现年经常性收入100万元以上、年经营性收入20万元以上村全覆盖。在强村的同时，我们还积极推进富民工作，通过股份分红让农民共享改革成果。从2002年起，有的村由于村级集体资产多引发了一些基层矛盾。为了村级集体资产的阳光透明，我们开始探索村级集体资产的股份制改革，2009年在全市推开。到2014年左右，全市95%以上的村级组织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革，一些收入状况好的村开始进行股份分红。因为村级组织的收入情况差异较大，我们在推进农民股份分红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曲折。对村民来说，看到周边的村有分红，自己的村有收益没分红要去村里要分红，自己村没收益的要向村干部提要求。而对于基层村干部包括有些镇干部，对分红有顾虑，一方面考虑村里要发展最好不要分或者少分，另一方面有的村确实收入不高，村干部工作压力很大。我们认为，推进股份分红，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推进村级集体资产的阳光透明，逐步通过分红，让农民树立村级资产管理主人翁的意识。因为有了分红，村民对村级资产的运营会更加关注。因此一开始，我们在当年收益50万元以上的村推进分红，后来把增加分红村的指标纳入到对县市区农经工作的年度考核里，逐步提高分红村的比例。到2019年底，全市有77.6万个人股东享受了1.36亿元村级集体经济分红，人均分红174元。虽然村级之间差异很大，有的村民一户一年能分几万元，有些村只有几百元，但是这些分红切实增加了农民收入，也有利于推进基层治理、增加村级凝聚力。2017年的时候，我还去参加了海宁东长社区的集体股权公开竞价。这也是我国首例农村集体股权公开交易。东长社区把因五保户去世、户籍迁出等原因退给集体的4500股股权平均分成9个标段，每标段500股，底价4000元，按“价高者得”的原则在海宁江南要素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竞价。一开始还担心要竞买的人不多，因为前期我们在向村民宣传的时候，感兴趣的村民并不多。毕竟社区集体资产经营主要是物业出租，农户对股权未来收益情况也不太了解。但是竞价当天，有近百村民来到现场，20多名村民参与了竞价，4500股最终总成交价额53564元，平均溢价率达到11倍，最高的出价达到9050元，超过底价一倍多。由此可见，村民们对东长社区的集体经济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
2008年，嘉兴启动实施了以优化土地使用制度为核心、“十改联动”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探索……
我作为一名农经人参与并见证了这一系列改革给嘉兴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乡村美了，我们农业强了，我们的农民富了，嘉兴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典范。过去我为这十年参与了那么多农村改革工作感到满满的成就感；现在我作为一名致公党员和政协委员，更要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为嘉兴建设“重要窗口”中最精彩农村板块添砖加瓦。（陈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