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4年12月参加中国致公党的,从此有了更多的参加社会活动和时政学习的机会,开阔了视野和眼界。1992年以来,我先后担任杭州市政协委员、常委,浙江省政协委员和致公党杭州市委会副主委、市侨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这样就有更多参与杭州市大政方针讨论的机缘,不但增进了知识,还能与时俱进地为杭州市的发展尽些绵薄之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参政议政能力水平。回望三十多年走过的历程,深受教育,感慨良多,今就在参政履职方面,谈谈自己难忘的经历和体会。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制定的《共同纲领》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我国8个民主党派中,致公党的人数较少,但“党的组织小,声音不能小;党员人数少,作为不能少”是我们每一位致公党员共同的心声。
记得1992年我成为新的市政协委员,兴奋之心和胆怯之感相交织,担心虚了“政协委员”的名份。于是在杭州市两会期间我下了两条决心:努力研读《政府工作报告》和虚心向老政协委员讨教,多听多想他们是怎样参政议政的, 深感他们不但政治水平高,而且隽妙佳语多。王永明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发展杭州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实施“科技兴市”方针。这一提法反映了当时人们冀希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以科技为先导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我和其他委员在讨论时总感到这种提法似有欠缺和不足之处,或许是自己从事几十年教育工作的缘故,深知教育对科学技术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我觉得如果能把教育也表述在兴市方针中,那将更完善一些。
于是,为了写好这一提案,我首先重温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关于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的一些论述。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经济发展快一点,必须依靠科学和技术……”。联想到几十年来,自己曾教过的学生,先后成为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和中坚力量,深感到科学技术对教育的依存关系。
再联想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把教育放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前头。于是我撰写了《建议将“科技兴市”方针改为“科教兴市”方针》的提案。尽管只是一字之差,内涵可不同了。在提案撰写过程中,我努力做到简明扼要,叙理清晰,举证恰当。在政协致公党界别小组讨论会时,该提案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遂被致公党杭州市委推荐为集体提案。会议期间,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李金明同志到我们小组听取发言时,认为这一提案言之有理,表示要把这一提案带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后来“科教兴市”的提法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的修订稿中。这件事对我感触很深,它体现了中共领导对民主党派建言献策的真诚接纳。我的第一个提案被肯定,这是对新政协委员的莫大激励,激发了日后写好提案的自信心和参政议政的热情。一年后,该提案被杭州市政协评为唯一的一件优秀集体提案。我们致公党界别小组都为此感到振奋。
1995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了“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提法,这一提法也频繁地出现在以后的各种会议文件中。
要做一个合格的致公党员和政协委员,一定要做时代的“有心人”,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处处留心社情民意,才能有酿成提案的素材,起到沟通政府和民间桥梁的作用。平时要勤于观察,善于倾听,尤其是更多地关注社会的热点和难点,做到勤记勤学勤思。写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力求做到“事实清楚,分析得当,建议可行。”这样,更容易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在以后每年的政协大会上,我都力求提交更多的有质量的提案。致公党市委会推举我担任两届“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我与成员们一起完成了致公党市委会交给的多项社会调研任务,其中有《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村初级保健工作中要重视的几个问题》《关于我市高校教师流失的分析和思考》《关于华侨、华资在杭投资情况的调查及我们的建议》《关于发展杭州市有线电视的调研报告》等等。这些调研报告先后在历年的政协大会上被选为致公党市委会的集体提案,我也多次代表致公党市委会发言,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根据这些调研报告,我们还在提案方式上作了某些创新,形成了系列化提案,也就是把调研报告中涉及到的政府相关部门的事分列开来,写成提案,做到一事一案,便于政府相关部门对接研究和整改。
在成为致公党党员的三十多年中,在担任省、市政协委员的十余年日子里,我亲身体验了中共党委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同志跟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推心置腹地交流探讨,洋溢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深情厚谊,我也深受教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我离开职场退休、离开政协转眼已过了近二十年,但参政议政的余温尚在,关注民生之情依旧,我每年都写些社情民意,有的还受到有关领导的批示,我觉得这是一个曾经的省、市政协委员,一个年长的致公党员的责任担当,义不容辞,也使我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怡乐。(丘永宁)